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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就此而言，变更规则是承认规则的具体化或者至少部分是其具体化是完全可以成立的。

就此而言，变更规则是承认规则的具体化或者至少部分是其具体化是完全可以成立的。

另一方面，法的渊源也不可能与法完全无关。饶龙飞：《论违宪审查依据的范围——以宪法渊源为参照》，载《贵州警官职业学院学报》2015年第1期。

宪法修正案是否是一种独立的宪法效力渊源，其背后的关键在于：修宪权与制宪权的性质是否相同？通说认为，制宪权是原始权力，修宪权是派生权力，并将修宪权定位为实在法上的权力。法的渊源指的是法律适用过程中裁判依据的来源，在法律论证中发挥着权威理由的角色。为此，本文的基本安排是：首先交代中国宪法学界关于法的渊源的讨论现状（第一部分），然后从法理论的层面澄清法的渊源的性质与类型（第二部分），在此基础上返回宪法学层面，明确宪法渊源的含义及其出场的场合（第三部分），进而分析当代中国诸种宪法渊源的法源地位（第四部分）。因为立法材料的来源可能是多种多样的，立法的内容来源于那些质料，无法作一般性的理论限定。有宪法学者将涉及国家根本政治制度和基本原则以及公民基本权利和义务等内容的法律[61]称为宪法性法律。

总的来说，不能将宪法的法律化适用方式仅限于司法裁判的场合，故而宪法渊源也不宜被表述为宪法裁判依据的来源。直接认可又分为一般认可和特殊认可。另一方面，它确保了执法主体对重大公共利益解释的一致性、客观性和可操作性。

[4]《行政处罚法》在行政处罚领域中为一般法，而其他法律中的行政处罚规定为特别法。实践要求操作便捷、易懂。（三）行政行为的内容客观上不可能实施。四、法制审核内容 本法对法制审核内容未作具体规定。

但其也有一定的误导作用，似乎审核方案（办法）指明的或法制审核机构明确要求的材料才需送审。执法主体只有深刻把握法制审核适用情形的法益标准，才能以不变应万变。

（二）司法审查的强度 按照违法的程度，可将违法行政行为分为三个等级，即轻微的违法、一般的违法和重大且明显的违法。但要把上述规定落实落稳，需要妥善处理以下几个重点、难点： （一）程序合法性审查 1.程序合法的法不仅包括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执法程序，也包括规范文件规定的且与法律、法规、规章不相抵触的执法程序。2.程序合法的法不仅包括法定程序，也包括正当程序。未经法制审核或者审核未通过，行政执法主体又作出了行政处罚决定，该决定的法律效力（或后果）又不得而知。

因此，案件调查部门在向法制审核部门移送卷宗时，应当对所谓的疑难复杂适当说明并予以程序留痕。如行政处罚案件是否涉及重大公共利益、直接关系当事人或者第三人重大权益等方面，法院享有一定的裁量权。各地各部门的法制审核方案（办法）都以列举加兜底的方式，规定了应当送交法制审核的材料。其中周佑勇教授认为，裁量基准是指行政机关根据授权法的旨意，对法定授权范围内的裁量权予以情节的细化和效果的格化而事先以规则的形式设定的一种具体化得判断选择标准，其目的在于对裁量权的正当行使形成一种法定的自我约束。

法制审核对于规范执法程序、提升执法效率、提高执法水平、防范执法风险具有重要价值和意义。比如同样是农村村民违法占地建住宅，但占用永久基本农田和非农用地所涉及的公共利益级别不可同日而语。

行政处罚的正式听证是指行政机关在非本案调查人员的主持下，由调查取证人员、案件当事人、利害关系人及其委托代理人参加，听取各方的陈述意见、质证、提供证据的一种法律制度。（三）法制审核程序是重要程序 在办理涉及行政相对人或第三人重大权益的案件时，执法应当保持理性和审慎。

另一方面也决定了博弈结果体现个案正义与多种利益之保护。尽管上述案例发生在本法实施前，且系依照地方法规或参照部门规章关于法制审核程序的规定进行裁判的，但凸显了一个（目前仍要面对的）重要问题——司法机关对法制审核程序的功能和价值认识不一。[18]因为司法已对行政处罚行为作出了最终评价，再次判决责令行政执法机关进行法制审核，徒劳无益。对于一般违法的行政行为，可予撤销。（1）所谓案件情况疑难复杂，并非来自于主观臆断，而是源自对行政处罚行为合法性要件——职权、证据、依据和程序等四个方面疑难杂症的理性判断。法制审核可以充分挖掘和利用执法机关内部的专业力量，在相当程度上确保查审分离，其是行政执法机关实现自我预防、自我控制、自我纠错的重要机制。

但这并不意味着在法制审核时，执法人员可以恣意判断公共利益的重量级。对于轻微违法的行政行为，可予补正。

本法第三十四条明确规定，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应当向社会公布。至于法制审核深度，是否规范全面等，司法权应当将这种行政性、技术性的裁量排除在外，尊重行政执法机关的首次判断权。

（一）法制审核程序是法定程序 行政程序是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所应当遵循的步骤、方式、时空等要素构成的一个连续过程。关键词:  法制审核 适用情形 程序 效力 司法审查 一、引言 在2021年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以下简称本法）前，各地各部门通过法规、部门规章或规范性文件对法制审核制度出台了专门规定，并在实践层面进行了有意义的探索。

听取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的事实。法律事实是指法律规范所规定的、能够引起法律关系产生、变更和消灭的客观情况或现象。执法是否超越执法机关法定权限。行政处罚的程序性事实包括：告知行政处罚决定依据和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权利的事实。

（2020）桂行申704号行政裁定书认为，法制审核属于行政机关内部程序，不影响行政处罚决定的效力。对于行政法律关系的意涵，不同学者有不同定义，但对于行政法律关系的构成要素，却有相当的共识，主要包括行政法律关系主体(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行政法律关系内容(行政职权、行政职责与行政相对人权利义务等) 和行政法律关系客体(行政行为)。

[3] 参见王利明：《法律解释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6月第2版，第317页。明确了当事人参与听证活动的权利义务，将听证参加人员扩大到有关人员。

让一线执法人员去判断法律关系的数量，简直是强人所难。[17]当然也不可能依据该法第七十六条的规定，判决责令行政执法机关采取补救措施。

第三，当法律法规中关于程序存在疑问，导致行政机关与行政相对人对行政执法程序理解不一时，也需要正当程序作指引，从而作出合理、合法的解释。行政机关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应当以案卷作为唯一依据，不得以案卷以外的其他证据作出行政处罚决定，除行政认知、推定等特定情形外1998年，时任副总理李岚清在全国财政会议上正式提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的公共财政体制框架这一整体性改革目标，统摄财政改革全局，其后主要进行了部门预算、国库集中收付、政府采购和税费改革等。【78】尔后，财政部主导起草的二审稿侧重内部财政管理法的面向，而虚化了人大和央行对行政部门的财政监督，【79】虽然草案后来因学者和社会意见的反对而有所扭转，但人大预算监督程序的细化、实效化层面未得到太多实际改进。

2007年的《物权法》、2011年《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则对私有财产提供了更完备的法律保护，从而使国家在面对公民私产时受到更多限制。［德］韦伯：《中国的宗教宗教与世界》，康乐、简惠美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03—107页。

吴良健，法学博士，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宪法学研究所讲师。及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出于为工业化战略奠定经济基础之目的，中央政府通过行政命令和非税收手段从其他部门尽可能获取剩余。

同时，建立议会制度，为民意代表监督公共财政提供制度化程序。【30】Michael Mann, States, War, and Capitalism: Studies in Political Sociology, Blackwell, 1988, p. 5.事实上，历代皇权不同程度地受到相权、官僚制和政治惯例的牵制，参见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三联书店2001年版。